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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企业管理深入到了文化层面，进入了所谓“企业文化”的阶段，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之一。当代企业管理的理论，不论是那一个学派，都认识到了人的重要性，“以人为本”成了当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主流。儒家人本主义的管理理论，从尊重人出发，以人性假设为基础，以道德自律为核心，以阴阳互补为其方法论，建立起了科学的管理模式，在当代管理中正在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于是，有人预言儒学即将成为２１世纪的管理主流。

　　一、仁爱与管理

　　企业管理从某个角度上说，是协调各种矛盾的工作，最基本的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而人际关系的协调最重要的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而达到道德自律。如果人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而又能严于律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很多，有了冲突和矛盾也容易得到解决。在儒家的若干道德规范中，“仁爱”是用来提高道德自律的思想基础。

　　“仁”是孔子关于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心范畴。“仁”的内涵很丰富，但它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互助互爱的，只有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与发展。

　　“爱人”首先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开始。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善事奉父母者”；“敬爱兄长之谓悌”。孝悌是实现“仁”的根本，也是人性塑造、建立人性管理模式的开始。《吕氏春秋·孝行》篇也强调，培养仁德要以孝为本：“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儒家　还认为：仁爱之心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由此推而广之去爱别人，甚至去爱物类，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怜爱）吾幼（儿童），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控制（管理）社会的目标就很容易实现了。儒家强调把仁爱之心施之于民众，要使民“富之”，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行“惠民”政策，要使老百姓不饥不寒，衣食饱暖，社会就会安宁和谐，社会就会有一个共同的向心力，管理的有序化就容易实现了。

　　“仁爱”思想是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日本十分重视用儒家的“仁爱”思想来培养管理干部。日本的松下电器商业学院把中国的儒家哲学与现代管理熔为一炉，对学员进行严格的教育。学院的纲领是：严守产业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会生活，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学院遵守的信条是：和亲合作，全员至诚，一致团结，服务社会。学院把儒家经典《大学》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作为学员研修的目标。所谓“明德”：就是“竭尽全力身体力行实践商业道德”；“亲民”：就是“至诚无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至善”就是：“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通过学习《大学》、《论语》、《孟子》、《孝经》这四部儒家的经典，来确立“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管理模式。他们认为，要培养“商业之道在于德”的思想，必须从《孝经》开始。每天早晨，全体学员集合，各自面向自己的家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然后，每一个学员，正襟危坐，双手合十，口诵“五观之偈”，进行自身反省。其五偈为：一偈：“此膳耗费多少劳力”；二偈：“自己是否有享用此膳之功德”；三偈：“以清静寡欲为宗”；四偈：“作为健全身心之良药享用此膳”；五偈：“为走人之正道享用此膳”。松下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塑造人性，培养人的至善的仁德的。父母兄长是一个人首先接触的最亲近的人，父母对自己是最有恩德的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说明他已经没有仁德了，人性已经发生了异化，怎么能可以去爱别人呢？所以，松下电器公司始终抓住“孝者，德之本也”这一基本思想，来培养人的仁德，使之实现自己企业的有效管理，实现自己的企业理想。

　　“仁爱”思想是实现企业宗旨的有效价值选择。社会主义企业应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理想。一个企业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企业理想，才能兴旺发达。事实证明，凡是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为宗旨的企业，他们必定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销售服务和售后服务上下功夫。为了实现这两个功夫，必须要倾注着对人民的爱，必须要有内部严格的、有序的、有效的、和谐的管理。这样的企业必定是兴旺发达或者效益较好的。

　　“仁爱”思想是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和增强凝聚力的基础。现代企业是什么？在美国人看来是“一堆资本”；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群人”，是“一个人的群体”。因此，日本人主张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企业的发展靠人的作用，靠人所发挥出来的协作精神。在我们的国家，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在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爱的。现在已经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不论任何单位或部门，人都分为“同志”和“敌人”两部份。同志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为“敌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阶级关系，阶级之间是斗争的关系，那是极不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相爱是人类长期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社会和企业才可能有一个和谐安宁的环境。企业的领导、企业家们要以仁爱之心去对待自己的下属和工人，同样工人也应该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企业的领导与管理人员。只有这样，企业才能产生出内在的凝聚力。

　　“仁爱”思想也是一个企业成为一流企业的重要条件。韩国高丽大学校长洪一植先生去年11月在《经济人》周刊上，发表题为《21世纪韩国的企业和道德性》的文章中指出：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是成为世界第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因此说，树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如果说财富和权力是幸福的表面，那道德性则是幸福的本质。文化生活的基础是道德，它决定生活的质量。道德不单是人类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道德还体现着真正生活的基础。现在，我们正体验着没有道德基础的物质丰富的严重的虚假现象。过分的个人主义，使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那么，如何树立企业的道德性呢？他认为，应该宏扬传统文化。只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中固有的道德性，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洪一道先生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启发性，值得深思。换言之，我们的企业要想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必须要宏扬我们民族文化中的道德性，其中基本的就是“仁爱”的思想。

　　总之，一个企业如果实现了管理干部之间、职工之间、干部与职工之间，以及企业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仁爱之德，这个企业对内就一定很有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协作力、向心力，对外就一定有很强的竞争力，也必然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二、忠恕与管理

　　“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论语·里仁》）“忠恕之道”是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以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从而达到一个组织、一个集团、一个企业的有序化管理。

　　儒家“忠”的思想有其重要的价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职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企业管理中，不论是厂长，还是职工都应该忠于自己的企业理想，忠于自己的职业道德，忠于竭诚为消费者和顾客服务的思想，尽力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顾客服务务必要尽心竭力，诚实无欺。为顾客服务就要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拿出真诚的服务态度来。服务是相互的，在一种场合下，你是生产者或服务员，但是在另一种场合下，你可能成消费者或顾客。你所生产的供别人消费的东西，在一个人消费的东西中，只占一小部份；而你所消费的东西，几乎全部是别人生产的。因此，不论是企业的经营者，还是产品的生产者，每时每刻都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想问题（因为你也是一个消费者），那么，你的企业管理就会有明确的目标，就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恕”是孔子“仁”的又一方面的内容。《说文》：“恕，仁也”。朱熹解释说：“推己之谓恕”。“忠”和“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焦循引《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引贾谊《新书·道术》：“以己量人之谓恕”。焦氏指出：“己立己达谓之忠，立人达人谓之恕。”由此看来，“忠”和“恕”的区别是：“忠”是自己内心中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以及由此态度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作事的行为。“恕”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而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

　　儒家关于“恕”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自己所厌恶的，不要施之于别人。孔子的学生仲弓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礼记·中庸》）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的原则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即是说，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所欲与之，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3，　矩之道。所谓“　矩之道”，就是经常保持推己以度他人他物，使人人的行为都符乎于恕道。《礼记·大学》解释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勿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　矩之道。”即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强加给别人。还说：“是故君子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作为一个有道德人，应该严于律己。应该先具备美德，然后才要求别人也具备；自己没有恶习，然后才能批评别人；自己心中没有“恕道”，却要要求别人实行“恕道”，这是不可能的。可见，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所以，孔子说：“恕道”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

　　在企业管理中，矛盾总是不断发生的。企业中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级与下属、各级管理人员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的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的不同，对一些问题所了解的广度和深度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以及各种物质利益趋向的不同，各种所要达到目标的不同等等，因而，对一些问题或对同一问题所作出的评价也就不同，由此而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矛盾。管理者的任务就是要不断解决不断发生的矛盾。儒家的“恕道”对协调各种内部矛盾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发生个人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纠纷时，更是如此。通过交换意见，沟通情况，各自多从自己方面反思反省，就可以求得共识，相互理解，宽容或让步。如果管理人员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有什么思想隔阂没有解开，有什么问题没有求得共识，感情不能沟通，就会影响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发挥，就会影响组织内部的协调一致。如果从上至下，大家都共同用“恕道”来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话，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企业的凝聚力就会增强。

　　“忠恕”之道在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儒学到了日本之后，被加以了改造，把“忠”提到高于“仁”的地位，即“忠”成了第一位的东西；又把“忠”演变成为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的服从和效忠，使之成为日本民族的道德支柱。日本人民忠于天皇，忠于国家，他们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由于日本儒学把“忠”、“孝”、“悌”联成一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在企业管理中，它要求每一个层次的负责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上级，企业的每一个人，包括领导者、管理人员、以及全体员工都必须忠于自己企业的利益。这种思想在企业内部起着调节建立在权威、血缘和年龄之上的等级关系的作用，也构成日本企业管理的独特性。日本企业在尽忠这种道德观的支配下，企业的一切指令和措施很有权威性。大家都忠于企业的利益，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企业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如果各级都对上不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怀异心，各自从自己集团或个人利益出发，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还有，日本文化的宽容性特征，形成了职工“以厂为家”的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以处理“家庭关系”的宽容心理来处理企业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传统。这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恕”道。“直至今日，对于日本人来说，‘和’乃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各种团体的领导人的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而是维持团体的‘和’。因而，日本团体的领导人未必是团体中最有能力的人，但必须是德高望重或资历最高，能集中属员意志并能消弭其分裂与对立的人。为维持团体成员的一体感，日本在团体内部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公开的对抗”⑴，维护团体内部一体感的乃是儒家的“恕”道。由于日本管理文化的这一儒学的独特特征，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之走上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不同的道路。这一实践证明了儒家的“忠恕之道”是能够在现代化的管理中发挥巨大作用的。

　　三、义利与管理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的基本内涵是“善或美”。《说文》说：“義”，从我从羊”，这是从字形上给它下的定义。段玉裁注：“从我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晋代王弼注《老子》中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时说：“仁义，人之善也。”由此可见，“义”和“仁”是不能分割的，是“仁”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仁德的一种表现。由于人具有仁德和善行，这个人就具有内在的美。“义”的其他一些含义均是从“善”这个内涵中引伸出来的。

　　“义”的对立面就是“利”。是不是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呢？儒家认为，合于“义”的“利”就是“善”，人追求合于“义”的“利”也是美的。由此出发，儒家并不反对“利”。但是，历史上在对儒家的义利问题上，多有偏见和误解。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利”，要以“义”为重。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有片面性的。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的，而不包含“重义轻利”，或“只讲义不讲利”的意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在这里的“义”中已经包含着合于“仁”的原则的“利”，而“利”却是违背“仁”的原则的“利”。这是“君子”和“小人”在如何对待物质利益上的分水岭。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反“利”，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的手段。还有关于孟子“何必曰利”的言论，也受到人们的误解。这句话是特定的环境中，主要是在反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企图侵占别国的土地，虏略别国的人民，抡夺别国的财富的局面而说的，旨在说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该实行“仁义”的外交路线。因此，这句话不是一般地讲“义利”的关系，也就不能用来作为孟子反对“利”的证据。事实上，孟子并不反对“利”，他所反对的只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以求其富的私利，反对不合于“仁义之道”的“利”。不仅如此，孟子还主张要实行“仁政”，提倡“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减轻人民的负担，合理地使用民力，使百姓不饥不寒，衣食饱暖。“仁政”和富民政策是儒家政治学说人核心。因此，不能抱有偏见，硬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因而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义”的对立面是“利”，如何调节“义利”关系始终是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可以说是企业管理中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问题。儒家的义利观为处理这样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则。把这些原则运用到企业管理或社会的一般管理中，都是可以产生直接重大效益的。

　　在企业管理中，“义”应该是管理者遵循的一条道德规范，是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也是提高职工素质的重要条件。“义”也是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不可缺少的道德指导原则。一个企业，如果真正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思想，并且真诚地付诸实践，就算是合于“义”的了。一个企业的理念、经营宗旨必须以“义”为根本的指导原则。日本的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更好的产品，以利大家的需求，要以适当的价格供应社会。”⑵松下还认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企业团体对社会负有责任，所以只顾自己赚钱的公司，或对社会责任漠不关心的公司，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而且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家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和社会共存共荣的诚意。到底，公司不过是社会的公器而已。”⑶松下的这些观点和认识，就合乎“义”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原则。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业理念，有对社会高度责任感的道德自律来指导自己的企业，企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

　　企业是从事物质产品生产和流通的部门，是不能不讲利的。松下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利润，或利润很少，就说明这个企业对社会没有贡献，或很少有贡献。“确保适当的利润，是企业对社会的重大责任，这是企业家应当有的观念。”⑷还说：“合理利润的获得，不仅是商人经营的目的，也是社会繁荣的基石松下的观点十分明确，企业必须要获得利润，因为它是对社会的贡献，是国民福祉的保证，也是社会繁荣的基础；同时，松下强调所谓利润是“合理的利润”，在这个“合理的利润”中，已经包含着“义”了。“合理的利润，是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协调”。⑸松下还主张：在自己获得利润时，还要为对方的利润打算。例如在采购对方的产品时，“已确定对方应有的合理利润之后，我们也该以让对方有利可图的价格，购买其产品。假如有过分的情况，那应该再检讨，再检讨，多下一点功夫去了解对方应有的合理价格，然后才能准备订货事宜”。松下的这些观点和作法，完全是合乎义利统一之道的。他这样做的结果，使他的松下电器公司获得了很大发展。

　　我们的企业也是要谋利的，也是要赚钱的。否则，国家不能强盛，人民生活不能提高。企业的利润是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利润越高，它对国家的贡献就越大。但是，企业利润的获得，必须是合乎国家的法律和正当的手段，否则就是不义。这里存在着一个“义”与“利”的问题。如有的企业违背国家的政策法规，昧着良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国家，坑害群众。通过这样手段获得的利润是非法的利润，是不仁不义的行为。既要追求利润，又要有正当的手段，合于道德，做到义与得的统一，即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不论企业，还是个人，都不要“见利忘利”。因此，义与利相统一的原则也应该是我国企业活动的基本原则。如果，每一个从事生产的厂家，都不忘“义”，不忘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就不会有假、冒、伪、劣产品了，我国的现代工商文明的水平就会有新的提高。这样的企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外部之间利益调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企业要讲“利”，作为个人也是要讲“利”的，只不过不要“见利忘义”，要讲“义利”的统一，讲正当性与合宜性。因此，在企业内部，要坚持用“义利”统一的观点教育职工，从领导、管理人员到第一线的生产工人，都的明白企业是要谋利的，但不仅仅是为了本企业的利益，更不只是为了职工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服务社会，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之后，职工就应该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生产出质量上乘的，品种多样的，数量丰富的产品，从而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一方面要教育职工“明义”，另一方面也不要忘记了职工的“利”，要不断的改善职工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的物质生活水平。职工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之后所获得的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是合于“义”的，这就叫做“义而后取”。相反，如果割裂了“义”和“利”的统一，只讲“物质刺激”，不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一切为了利，天下熙熙，皆为利往，不但会破坏企业内部的平衡，也会使整个社会失去平衡。因此，在讲“利”的同时也必须要用“义”来统帅“利”，这样职工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聪明才智也就会发挥出来，企业就一定会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

　　企业与外部的义利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二是企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处理这两种关系时，也应该坚持义利相统一原则。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利的、讲信用的。各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应建立在相互信用和互利的基础之上，遵守经济交往中道德原则，信守合同，实现各自企业的利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如何对待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国家要遵纪守法，自觉缴纳税金；有的企业自己发展了之后，大力为社会作贡献，赞助希望工程、体育和各种文化公益事业，这样的“义举”是值得赞赏的。对消费者来说，企业的信誉主要在于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企业形象。一个企业的企业形象深入了人心，赢得了消费者的充分信赖，说明这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深明竭诚为社会和消费者服务这个“义”，要做到“以义取利”，就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结束语

　　从当今世界上管理的实践来看，把儒学用于企业管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甚至有的西方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他们的成功，已引起了世界有识之士的重视。但在儒学的发源地中国大陆并引起高度的重视，仍然有人把它看成不合时代潮流的骨董，把它看成是与现实的价值观相背谬的东西，不少的报刊不乐于刊登这方面的文章。应该知道，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吸取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是不可能的。为了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不只是学者们要探讨，而且企业家们也应该积极来进行探讨，把传统管理文化的精华与现代管理理论和我们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共同为建立我国的现代管理理论和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作出贡献。拙文的目的，以期有更多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们共同来探讨这一课题，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升华提高。